香港乐坛歌词教父黎彼得于上个月逝世，引发乐迷深切哀悼。作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香港流行乐坛的开山鼻祖之一，黎彼得与粤语流行曲初代巨星许冠杰合作无间，将市井俗语与草根智慧融入流行音乐，创作出无数经典，至今依旧传诵于南洋星马等地的粤语流行曲世界。然而，就在无数歌迷与媒体追忆其文化功绩之际，残酷现实再次浮上水面：这位一生写下超过 300 首殿堂级作品的粤语流行曲大师，晚年仍需依靠编剧工作以及在电视台担任绿叶演员维持生计。大众不禁会疑问，这些传唱多年、歌词隽永的作品，其知识产权（IP）的真实商业价值究竟如何。

不成熟体制下的「有名无利」

二人的联名作品，权益通常对半拆账。但在七十年代香港尚未成熟的娱乐工业体制之下，这种高度互补的合作模式却陷入典型的有名无利处境。当时唱片公司与巨星歌手占据绝对主导地位，黎彼得每首歌拿到的初始稿酬往往只有几百至数千港元，对比唱片动辄数百万张的销量利润，可谓冰山一角。此外，香港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CASH）1977 年才正式成立，早期公播版税的征收与分配机制存在巨大漏洞。纵使《财神到》等歌曲传唱数十年，经过层层拆帐，落到词人手中的版税却微不足道。

香港顶流填词人的收入板块与 IP 变现逻辑

随着香港乐坛在八九十年代步入盛世，顶流词人成功将歌词从文字工资转化为长线资产，并摸索出了几个核心的收入板块。首先是基础创作收入，即当唱片公司邀词时需支付一笔预支版税，行规每首约一万至两万港元。顶流词人巅峰期年产上百首作品，单是这项底薪每年便能稳定带来过百万现金流。

其次是被动收入核心，也就是公播与复制版税，由 CASH 代为收取；电台、电视台播放、KTV 点唱、实体唱片发行均可产生分成。当中收益可观的是红馆等大型巡回演唱会，歌手每现场演唱一次，填词人便可按照场馆座位规模获取相应的公播分成。

再者为影视与商业同步授权：当歌词具备跨界影响力，电影、广告如需引用歌词，必须取得填词人的直接授权。最后是个人品牌明星化：香港乐坛给予填词人可与歌手平起平坐的行业地位，填词人举办作品演唱会已成常态，填词人自身也能够从中获取可观商业收益。

音乐版权库收购（Catalog Sale）：歌词 IP 的价值盘活

近年国际及亚洲资本市场兴起一套全新变现风潮 ——「音乐版权库资产包收购（Catalog Sale）」。所谓版权库收购，即大型音乐出版基金、跨国唱片财团或投资银行，斥资一次性买断音乐人全部作品版权。对资本来说，顶流填词人的作品库不只是艺术品，更是具备抗通胀属性的优质金融资产。基金评估版权库价值时，一般以该版权库年均公播版税收入为基数，乘以 10‑20 倍得出收购对价。倘若一套顶级词库每年可产生 500 万港元版税，一次性套现的资本价值便可达 5000 万港元以至过亿港元。

歌词知识产权不值钱的错觉与结构性不公

笔者认为，在当下香港音乐产业链之中，歌词带来的收益正遭遇结构性转移与利益损耗。首先在产业链利益分配上，录音母带权归属于唱片公司，占据收益的 50%‑80%；填词人所属的词曲著作权，只能分得余下小部分收益。再加上数码串流平台实行极低的单位播放分成，播放 13 万次，词人或许仅能分得十多港元。这种定价权的垄断，令中下游以及新晋填词人，即便身处数码时代，也难以单靠版税维持生计。

借鉴外国：欧美、日本与韩国的词库收购与待遇

笔者注意到，海外流行乐坛在版权库收购制度以及幕后创作者保障的工业化成熟度上，整体高于香港。欧美是版权库收购模式的发源地，不少传奇音乐人近年将词曲版权库以数亿美元天价售予投资基金；欧美完备的法律体系与全球化的影视同步授权，令这些版权库成为华尔街眼中回报稳定的投资标的。

日本实行词曲创作者优先制度，日本音乐著作权协会强硬向各类公共场所收取费用。叠加日本庞大的本土内需市场以及依旧坚挺的实体 CD 销量，热门动漫、日剧主题曲的填词人，每年版税收入动辄数千万至过亿日圆。至于韩国 K‑pop，虽采用流水线集体创作模式，单一填词人的版税会被大幅摊薄，但依托全球庞大流量与巡回演唱会规模，版权依旧可以实现惊人变现。

笔者认同，引入音乐版权库收购这类现代金融工具，确实为歌词 IP 开辟资产盘活的新路径。广东歌「词大于曲」的独特文化内核不会改变，关键在于懂得将歌词这份独特 IP 完成明星化、科技化、资本化的转化。唯有如此，这些流传世间的文化资产所对应的名望与收益，才不至于息间雾化。

卢铭恩

华坊咨询评估董事总经理